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能选出好干部”或“基本能选出好干部”，并认为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主要为“真才实干”(占32.6%)、“综合素质”(占30.2%)等；但在回答“公选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”时，52.8%的受访对象选择的却是“难以鉴定干部的全面素质和潜能”。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。

2007年11月中旬，四川，通过公选，55名县处级干部陆续上岗。

有别于此前历次公选，四川此次不仅打破了区域限制，更打破了身份与资历的限制———不管是官是民、不论省内省外、不限职衔高低，只要符合一定的基本条件即可报考。这一操作模式，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

而在此前后，同样引起媒体关注并见诸报端的公选还有：

8月20日，天津公选108名干部；

9月24日，重庆北碚公选21名干部；

11月1日，杭州市县区联合公选48名领导干部；

11月16日，徐州市教育局公选3处室领导职位；

……

不仅如此，各类与公选相关的网站、培训机构乃至讨论也逐年增加。显然，在一路风雨之后，无论是政界还是坊间，对公选的热情正在被极大的调动与释放。

那么，在各界眼中，究竟是如何看待公选的呢？目前公选发展状况如何？它能否避免“考官族”等现象？能否选出好干部？针对此类问题，《决策》杂志在2007年12月开展了名为“你怎么看公选?”的问卷调查。

本次调查的目的，在于把握公选发展的现状，探讨其面临的问题。毕竟，对于一项改革措施而言，在朴素的热情之外，还需要客观的质疑与理性的完善，而更深入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探索才能让转型付出最小的成本？

调查有效样本百余份，基本覆盖了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北京等省市。调查对象既包括有过公选经历的公务员,也有正在为参加公选做准备的公务员，另外还有公选组织者、专家、普通公民。

“能否选出好官”的悖论

公众对公选的本轮关注始于2003年。2003年10月，江苏决定以公选的方式选拔金坛、沛县两县(市)的县(市)长推荐人选，并于11月成功选出全国首位“公选县长”，公选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。

但就公选制度而言，2003年的江苏并非首创。“最早是浙江宁波，广东广州、深圳等城市在1984年至1985年，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。”人事部人事教育司司长王志明说。

在回顾这段历史时，王志明认为：“当时的直接原因是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需要，急需补充一批干部,特别是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干部，而当时组织部门手中掌握的后备干部又不能满足需求，于是公开选拔这种方式就应运而生。”

可见，从创立之初，为党政部门选拔优秀的官员就是公选最重要也最现实的担当。那么，公选能否选出优秀官员呢？

根据本次调查，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能选出好官员”或“基本能选出好官员”，两者分别占8.6%、71.4%；67.6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干部“基本能够胜任工作”。同时，在回答“您认为在公选中胜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”时，32.6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真才实干”，另有30.2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综合素质”；并有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完全能”或“大致能”鉴定官员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两者各占2.9%、77.1%。

这既是说，8成受访对象均认为，作为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一项变革，公选基本能选出优秀的官员，因为在公选中胜出的最关键因素是“真才实干”及“综合素质”等，并能有效的鉴定之。

但在随后回答“公选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”时，52.8%的受访对象的选择却是“难以鉴定干部的全面素质和潜能”。

如果不能有效地鉴定公选干部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那又何以能选出优秀的官员呢？显然，这里有一个悖论。这一悖论在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表现得最明显，在这一群体填写的调查问卷中，一半以上表现出了这一悖论；而未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，这一比例也高达40%；相比较而言，在公选组织者填写的问卷中，这一悖论表现得最不明显。

“这反映了目前多数人对公选的一种态度：对于公选，公众在理性上能接受、与之的距离近，但感情上直觉上有质疑、与之的距离远。”相关专家如此解释这一悖论。

“相对于其他干部选拔机制，公选对于年轻公务员来说是一次机遇。”今年10月份，通过公选从乡镇进入安徽某县直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《决策》，如果没有公选，对于他而言，从乡镇进入县直的通道狭窄而几无可能。

同时，增加官员选拔、任命的透明度，以扼制其中的腐败已成为各界的共识。在2007年初，组织部就已在湖南、安徽等省开展了“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(市、区)委书记用人行为”试点工作。

公选显然符合这一趋势，“所以在理性上，大家都比较认可公选，希望公选能带来一些变化。”相关专家告诉《决策》，但由于考试在公选中占有的分量，以及“考官族”等现象，让公众难免在感情上对公选产生质疑。

四川省政府顾问蒋先继在总结四川历次公选时说到，以往的选拔在组织和命题上都有一定的随意性，一些公选出的干部往往是“应试”型，“会考试不能用”。其中一件事情让四川省委组织部记忆犹新：一名官员在公选中成绩很好，但审查时却发现，该官员几乎每次公选都报名参加，自己的日常工作根本无暇顾及，“这对那些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是不公平的。”蒋先继说。

“我有一位同事就因为自认考试能力不行，放弃了此次公选。”公选进安徽某县直部门的该官员甚是惋惜，“尽管他有多年的基层与县直工作经验。”

而在2000年的湖北随州，“公选”甚至一度成为时任市委书记孙楚寅排斥异己，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。

正因如此才导致了“理性上距离近、感情上距离远”的心态，进而导致对公选认识的分歧。在回答“你如何评价目前公选制度发展状况”时：无一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发展状况“非常好”，51.4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好”，其余49.6%选择“不好”与“非常不好”。

“能否选出好官”的悖论

公众对公选的本轮关注始于2003年。2003年10月，江苏决定以公选的方式选拔金坛、沛县两县(市)的县(市)长推荐人选，并于11月成功选出全国首位“公选县长”，公选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。

但就公选制度而言，2003年的江苏并非首创。“最早是浙江宁波，广东广州、深圳等城市在1984年至1985年，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。”人事部人事教育司司长王志明说。

在回顾这段历史时，王志明认为：“当时的直接原因是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需要，急需补充一批干部,特别是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干部，而当时组织部门手中掌握的后备干部又不能满足需求，于是公开选拔这种方式就应运而生。”

可见，从创立之初，为党政部门选拔优秀的官员就是公选最重要也最现实的担当。那么，公选能否选出优秀官员呢？

根据本次调查，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能选出好官员”或“基本能选出好官员”，两者分别占8.6%、71.4%；67.6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干部“基本能够胜任工作”。同时，在回答“您认为在公选中胜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”时，32.6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真才实干”，另有30.2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综合素质”；并有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完全能”或“大致能”鉴定官员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两者各占2.9%、77.1%。

这既是说，8成受访对象均认为，作为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一项变革，公选基本能选出优秀的官员，因为在公选中胜出的最关键因素是“真才实干”及“综合素质”等，并能有效的鉴定之。

但在随后回答“公选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”时，52.8%的受访对象的选择却是“难以鉴定干部的全面素质和潜能”。

如果不能有效地鉴定公选干部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那又何以能选出优秀的官员呢？显然，这里有一个悖论。这一悖论在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表现得最明显，在这一群体填写的调查问卷中，一半以上表现出了这一悖论；而未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，这一比例也高达40%；相比较而言，在公选组织者填写的问卷中，这一悖论表现得最不明显。

“这反映了目前多数人对公选的一种态度：对于公选，公众在理性上能接受、与之的距离近，但感情上直觉上有质疑、与之的距离远。”相关专家如此解释这一悖论。

“相对于其他干部选拔机制，公选对于年轻公务员来说是一次机遇。”今年10月份，通过公选从乡镇进入安徽某县直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《决策》，如果没有公选，对于他而言，从乡镇进入县直的通道狭窄而几无可能。

同时，增加官员选拔、任命的透明度，以扼制其中的腐败已成为各界的共识。在2007年初，组织部就已在湖南、安徽等省开展了“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(市、区)委书记用人行为”试点工作。

公选显然符合这一趋势，“所以在理性上，大家都比较认可公选，希望公选能带来一些变化。”相关专家告诉《决策》，但由于考试在公选中占有的分量，以及“考官族”等现象，让公众难免在感情上对公选产生质疑。

四川省政府顾问蒋先继在总结四川历次公选时说到，以往的选拔在组织和命题上都有一定的随意性，一些公选出的干部往往是“应试”型，“会考试不能用”。其中一件事情让四川省委组织部记忆犹新：一名官员在公选中成绩很好，但审查时却发现，该官员几乎每次公选都报名参加，自己的日常工作根本无暇顾及，“这对那些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是不公平的。”蒋先继说。

“我有一位同事就因为自认考试能力不行，放弃了此次公选。”公选进安徽某县直部门的该官员甚是惋惜，“尽管他有多年的基层与县直工作经验。”

而在2000年的湖北随州，“公选”甚至一度成为时任市委书记孙楚寅排斥异己，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。

正因如此才导致了“理性上距离近、感情上距离远”的心态，进而导致对公选认识的分歧。在回答“你如何评价目前公选制度发展状况”时：无一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发展状况“非常好”，51.4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好”，其余49.6%选择“不好”与“非常不好”。

“能否选出好官”的悖论

公众对公选的本轮关注始于2003年。2003年10月，江苏决定以公选的方式选拔金坛、沛县两县(市)的县(市)长推荐人选，并于11月成功选出全国首位“公选县长”，公选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。

但就公选制度而言，2003年的江苏并非首创。“最早是浙江宁波，广东广州、深圳等城市在1984年至1985年，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。”人事部人事教育司司长王志明说。

在回顾这段历史时，王志明认为：“当时的直接原因是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需要，急需补充一批干部,特别是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干部，而当时组织部门手中掌握的后备干部又不能满足需求，于是公开选拔这种方式就应运而生。”

可见，从创立之初，为党政部门选拔优秀的官员就是公选最重要也最现实的担当。那么，公选能否选出优秀官员呢？

根据本次调查，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能选出好官员”或“基本能选出好官员”，两者分别占8.6%、71.4%；67.6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干部“基本能够胜任工作”。同时，在回答“您认为在公选中胜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”时，32.6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真才实干”，另有30.2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综合素质”；并有80%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“完全能”或“大致能”鉴定官员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两者各占2.9%、77.1%。

这既是说，8成受访对象均认为，作为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一项变革，公选基本能选出优秀的官员，因为在公选中胜出的最关键因素是“真才实干”及“综合素质”等，并能有效的鉴定之。

但在随后回答“公选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”时，52.8%的受访对象的选择却是“难以鉴定干部的全面素质和潜能”。

如果不能有效地鉴定公选干部的全面素质与潜能，那又何以能选出优秀的官员呢？显然，这里有一个悖论。这一悖论在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表现得最明显，在这一群体填写的调查问卷中，一半以上表现出了这一悖论；而未参与过公选的公务员中，这一比例也高达40%；相比较而言，在公选组织者填写的问卷中，这一悖论表现得最不明显。

“这反映了目前多数人对公选的一种态度：对于公选，公众在理性上能接受、与之的距离近，但感情上直觉上有质疑、与之的距离远。”相关专家如此解释这一悖论。

“相对于其他干部选拔机制，公选对于年轻公务员来说是一次机遇。”今年10月份，通过公选从乡镇进入安徽某县直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《决策》，如果没有公选，对于他而言，从乡镇进入县直的通道狭窄而几无可能。

同时，增加官员选拔、任命的透明度，以扼制其中的腐败已成为各界的共识。在2007年初，组织部就已在湖南、安徽等省开展了“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(市、区)委书记用人行为”试点工作。

公选显然符合这一趋势，“所以在理性上，大家都比较认可公选，希望公选能带来一些变化。”相关专家告诉《决策》，但由于考试在公选中占有的分量，以及“考官族”等现象，让公众难免在感情上对公选产生质疑。

四川省政府顾问蒋先继在总结四川历次公选时说到，以往的选拔在组织和命题上都有一定的随意性，一些公选出的干部往往是“应试”型，“会考试不能用”。其中一件事情让四川省委组织部记忆犹新：一名官员在公选中成绩很好，但审查时却发现，该官员几乎每次公选都报名参加，自己的日常工作根本无暇顾及，“这对那些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是不公平的。”蒋先继说。

“我有一位同事就因为自认考试能力不行，放弃了此次公选。”公选进安徽某县直部门的该官员甚是惋惜，“尽管他有多年的基层与县直工作经验。”

而在2000年的湖北随州，“公选”甚至一度成为时任市委书记孙楚寅排斥异己，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。

正因如此才导致了“理性上距离近、感情上距离远”的心态，进而导致对公选认识的分歧。在回答“你如何评价目前公选制度发展状况”时：无一受访对象认为公选发展状况“非常好”，51.4%的受访对象选择了“好”，其余49.6%选择“不好”与“非常不好”。